任锵文
父亲是一个志愿军退伍战士，走的是一条从农村到军营，退伍后进城当干部的道路，由于农村里还有父母、姐姐、兄长等一大家子，所以虽然身在城里，但与农村有着割舍不掉的关系。而母亲却是个南洋归侨——几代人都生活在南洋，自己也出生在南洋，归国后在父亲工作的城市里读师范。父亲参军前的学历是小学程度，而母亲早已是一位懂外语的华侨女学生了，他们是怎样认识？如何能够结合？对于我，一直以来都是疑团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这一对从共和国成立初期就认识、就结合的恋人，一起牵手走过了将近六十年。
父亲与故乡
父亲是一个有线广播的管理员，这也算是学有所用，因为父亲当的是通讯兵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经常要下乡检查线路，从前珠江三角洲的有线广播网络都是用铁丝牵拉而成的，铁丝容易生锈，生锈了就会断开。父亲每天的任务就是骑着他的二十八吋“红棉”牌双杠自行车，跑在乡间的沙土路上，检查维护广播线路。每逢休假，父亲最大的兴趣就是挎上猎枪，到古劳与杨梅交界的大山里打猎，乐此不疲。为什么父亲一回家就喜欢去打猎？
其实理由是很简单的，就是为了有顿饱饭食。不仅是我们一家四口，在杨梅乡下还有爷爷奶奶，大伯父一家更是拖儿带女的十多口人。一大家子人，常年都是青菜白饭，一年到晚很少油水落肚。小时侯每当暑假回到乡村，每天侍弄好了家里的牲畜，已经到了掌灯的时分了，掺和了劳动后满身的酸臭味，就着昏黄的灯光，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默默地低头吃饭，菜盘子里总离不开自家腌制的酸菜、萝卜条、荞头，甚至还有一两只随手扔进腌缸里去的青蛙，和一两条浸胀了肚子的小鱼。灯是昏黄的，地板是潮湿的一片，连累了贴在墙上的奖状，也长出了铜钱大的霉点。在缺少油腥的浓烈酸菜味中，拌着长辈们一声无奈的叹息，就好象是给艰苦的乡村务农生活铆下了一枚沉实的钉子。
乡村劳动苦，生活条件差，只有跳出“农”门才是出路。这种信念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潜滋暗长，并慢慢地生根发芽开来了。以至于在那个还喜欢忆苦思甜的年代，老是写跑了学校布置给我，准备拿去作经验交流的文章，害得我吃了不少老师给的白眼。可能是我觉得贫穷落后的乡村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了吧，也可能是对艰辛的乡村劳动产生了本能的抗拒，每每看到在校园里养猪、养蚕和用泥巴在篮球场上围堰蓄水育绿萍等玩意，我都感到有一种辛酸涌上心头。
有一次生产队镗猪，每人分了两斤猪肉，大伯父用生抽炒了一大盘肥猪肉给我们吃，我与堂兄们比赛吃肥猪肉，饱得撑不住了，只好扒光衣服，跳到老屋门前的小溪浸水消饱，还美其名叫“老牛埯水”。印象最深的还有一次生产队镗牛，是大伯父操刀，牛骨汤也是由大伯父熬的，大伯父用大捞批捞起牛骨头分给我们这些细路仔，我有幸分到了一条牛胫骨，人小，牛胫骨大，我只好用肩头扛起牛胫骨满村子跑，一边跑还一边用嘴撕咬牛胫骨上的残肉，那种爽快，真是无法形容呀！
生产队镗猪、镗牛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要等到过年才有希望，真是望到颈都长了，平日要吃上肉还是要靠自己，父亲的猎物就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希望。在父亲的枪下，什么野猪、野羊、野狗、野鸭、山鸡、山雀，甚至是蟒蛇都成为了我们的盘中美食。有一次他打到了一只白鹤，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三更了，我们都起床量度白鹤展开的翅膀，足足有两米宽。每次打猎回来，父亲总是将值钱的猎物偷偷地卖掉，换回一些粮食，用来接济杨梅乡下那一大家子。
在上世纪六十初中国的那场人为的大饥荒，杨梅乡下的家揭不开锅了，靠吃野菜度日，奶奶水肿得厉害，饿得连眼睛都看不到东西了。父亲进山打了两天两夜的猎，换回了一些米，拿回家熬了粥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奶奶的饿死，成为了父亲永远的遗憾。在以后的岁月中，每当想起这件事，父亲总是在叹息：“晚啦！晚啦！怎么就晚了呢？”
在我的印象中，大伯父没有名字，只按他在牛年出生，在兄弟排行中是老大，所以人们就叫他“牛叔”，成了村里的长辈后，人们对他就改称为“牛伯”。
大伯父这一生也确实与牛分不开。解放前就做地主老财的放牛娃，每天都斜背着竹笠光着脚丫，赶着牛群在山沟里转。解放后又做了几十年的牛郎中和牛市里的掮客，直到他死后几年，在牛市里还时常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大名。谁家的牛病了或者受伤了，总有人在怀念那个医术高明的“牛伯”。
作牛郎中给牛看病是大伯父的“绝活”。谁家的牛病了，只要请大伯父来看上几眼，再让牛喝上几次他配制的草药汤，没准那头牛就会生龙活虎起来。
农村的耕牛有不少都受过前胛脱臼的伤，遇到这类的牛伤，土办法都是要出动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用两条竹杠夹着牛的伤腿，死命地往上提，直到前胛复位为止。可是这种土办法很容易造成牛前胛习惯性脱臼，如果到了这个地步，这耕牛的主人也只能把它卖到屠宰场当菜牛杀掉，损失往往要超过一半。但由大伯父来给牛治伤那情况就不一样了，大伯父根本就不用其他人帮忙，只见他首先拿一瓶酒狠命的喝上几口，再来到牛的面前在牛的脖子上轻拍几下，然后蹲下身站稳“马步”，张开大嘴露出“钢牙”咬住牛前胛的某个部位猛地往上一提，牛疼得脚也往上一缩，“喀嚓”一声复位了，最后他就喷一些酒在牛的受伤处，给牛活血散瘀。被他治好伤的牛基本上都不会“复发”。大伯父的“钢牙铜齿”远近闻名，他到死了牙齿也是完好无缺的。
大伯父与牛朝夕相处，懂得牛的病，知道牛的疼，他最喜欢牵牛到河里洗澡，与牛交谈，最怕接近屠宰场听到牛的哀鸣。但谁知道他竟然还是宰牛的好手。那是在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，村里的老老少少很少有肉食进肚子，巴望的是生产队里的耕牛病了、伤了、老了，可以杀了后每户能分上一份肉，喝上一碗用生产队的大锅熬制的牛骨汤，村里的小孩子们到锅边接过捞上来的牛骨一边啃一边到处追逐嬉戏。每当这个宰牛的时候，大伯父都会默默地牵着牛到村口的大榕树下拴好，轻轻地用手掌替牛抹去滚下的眼泪，突然间抡起手中的大铁锤朝牛的脑袋砸下去，牛轰然倒下，全身抽缩了几下就没有了痛苦。
大伯父的仔女多，都是靠他从牛的身上抠回的钱拉扯大的。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长大了、“飞”走了，最后连相濡以沫的老伴也撒手人寰，大伯父也老了。可他还是执意养着几头牛，每天都伴着牛在河边守望着落日的余辉。临终时他还惦记着小儿子的婚事，村里的父老都知道，大伯父的那几头牛是准备给小儿子操办婚事用的。
大伯父没了的时候，父亲在沙坪的单位和杨梅广播站都送来了花圈，可两个花圈上所祭奠的名字都不一样，一个是写着：“牛叔同志永垂不朽！”另一个写着：“牛伯同志永垂不朽！”而祭桌上的灵牌写的是一个“中性”的名字——阿牛。有不懂事的后生偷偷地问：“唔知系唔系死咗三个人？”
农历五月箬叶展翠，农家扛糯谷去碾新米，把绿豆的皮儿也削掉了。淙淙的山泉穿林过涧的绕到村口田头，农家把整担的糯米，和满簸箕的绿豆浸泡在哗啦哗啦流淌的清溪中，让它们吸足水的精华。新鲜的箬叶，浸泡好的糯米和绿豆，调好味道的猪上肉、猪骨头，再加墙头的铁钉上，挂着几捆修长的蒲草。洗刷干净的特制锅盘也静候在厨房里。一切都是为迎接那飘香的五月粽而准备好了。
大伯母也闲适地坐在山村的泥砖灶头旁，一边添加柴火和照看锅里的水位，一边捋着粗黑的辫子，在浅唱着动听的歌谣：一月竹，二月木，三月梅仔熟，四月豆角炒腊肉，五月灰水粽，六月禾仔熟，七月烧衣及饮酒，八月十五荡坡碌，九月重阳吃猪肉，十月禾大熟，十一月大围谷，十二月春联公仔贴满屋。
经过一昼夜的蒸煮，粽子终于熟了，香味飘出高低不平的老巷，引得小儿跑了回来，绕膝缠腿嚷着要尝鲜。大伯母笑盈盈地抱起小儿，把他放在草堆旁安慰他。用长木筷夹上来一只泛着油光的粽子，灵巧地把它剥开，拿素净的碟子盛好，放到供桌上。再排开三只已放了艾草碎末的高脚小酒杯，斟满三杯水酒，插上几柱香火，虔诚地合十祷告、酹酒敬天。然后才让等得火急火撩的小儿，大啖肥而不腻、入口即化、清香扑鼻的五月新粽，感受那一份浓郁的乡情。
大伯母不但会包粽子，还是濑家乡濑粉的好手。她将干米粉放入盆里用80度的温水边搅拌边加水，反复搅拌成糊状，米糊做成后还要进行试粉，（用勺子瓢一勺米糊慢慢倒出，看能否形成米线状，如果能形成就代表米糊合格了），然后用一种叫粉拗的陶器筛一筛，如果能筛出长而均匀的粉线，那么就可以做濑粉了。煮濑粉一定要火烧开一窝水，然后用把米糊盛在粉拗里沿着时钟方向，一大圈，一小圈的濑，待到粉浮出水面时把它捞出用冷水冲，也就是广东所谓的“过冷河”，再把它放于筛沥干，濑粉就做好了配上猪骨烫加上葱末、羌末、蒜末、花生米、头菜丝，再浇上酱油，吃起来风味独特。
在我的记忆中大伯母是一个极和善的女人，她不认字，但懂得隐忍，丈夫脾气暴躁，她总能顺着他。她一生都没有提出什么要求，甚至到了重病缠身也只是默默地忍受，没有、也没钱到医院看病。她去世后，我看到大伯父在她的坟前偷偷地抹眼泪。
故乡老房前面原有一条清澈的小溪，现在小溪已经断流了，只留下沉积的细沙，弯曲而绵长，像一条斗折蛇行的乡间小路。走在这条“小路”上，脚下的细沙松软，偶然踢起软沙中的几块断砖，就像踢起已逝年月的几段欢笑与哀愁。我知道，这几段欢笑和哀愁是与小溪边的那一长溜知青屋有关的。
知青屋是上个世纪六、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潮的遗物。它是用拌着稻草的泥砖砌成，外墙也以黏土抹平，在写标语的地方扫上白灰作衬底，上面涂着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”“以粮为纲”和“要把文化大革命坚持到底！”等硕大无朋的字样。
知青屋仿佛一夜间就建起来了，外面很是平整，但里面却极简陋，一堵泥墙把知青屋从中间隔开，分出男女卧室，原木架子床贴墙排成一圈。儿时在知青屋里总有看不完、想不透的新鲜事：为什么那些知青晚上坐在门前、溪边纳凉时绝不会光着膀子？为什么干完重活回来，他们都要换上洁白的衬衫？为什么手风琴拉起来，总有一位长辫子的姑娘站直娇小的身躯，抖弄出清亮的歌喉？……孩子们很喜欢到知青屋的门前屋后玩耍，尽管门前就是一个露天的牛圈，被爱折腾翻滚的水牛们弄成了一个烂泥塘，可以活动的空间不大，但一大早知青们就在烂泥塘边摆开了阵势，认真地刷牙洗脸，场景很是壮观；傍晚他们又在溪水边洗衣说笑，孩子们走过去总会拿到一粒甜香的椰子糖。
在有知青的日子里，知青屋内发生的事准能成为父老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：谁的肩膀被扁担磨破了皮，在屋里上药时疼得直喊娘；谁收到了家书，正站在架子床上激动地朗读；谁的女友来信说“我们吹了吧”，他捂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一天，没有出勤；谁在深夜还点着豆亮的煤油灯看书。哪一天晚上月黑风高，知青屋的烟囱里却飘出炊烟，保准又是抓到野猫，拔了生产队的蔬菜在打牙祭，唉！这群可怜的孩子。
村里的壮汉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女屋那边，饭前饭后老捧着“丰收”大海碗到那边转悠，嘴里哼着小曲，眼睛往布帘缝里瞄。碰到女知青们出来，就有人甩出一块石子，把在烂泥塘里折腾的水牛赶上来堵着路，为的是能看清楚自己心目中的“恋人”。还在暗中打赌，谁能把“长辫子”留下，他就是个好种。
“救命啊！毒蛇咬人啦！”哭喊声刚从女屋里飘出，就有一条壮黑的汉子掇把开山刀冲进去，一刀挥断了银环蛇，“哧啦！”一声把“长辫子”的裤管割开，飞快抽出自己的牛皮裤腰带，严实地勒住她的大腿，在伤口处用刀划开一道十字口子，厚实的嘴唇紧吸在雪白的肌肤上……
知青回城，只有“长辫子”留了下来，为了那一段虔诚守侯的爱情。后来包产到户，知青屋要卖给村民，“长辫子”立刻买下了女屋作厨房，每天都在那里忙乎，相夫教女。慢慢的女儿长大嫁到城里去了，壮黑的丈夫也死于肝癌，长辫子早已变成花白短发。知青屋也没作厨房了，只放置些笨重的旧农具。
每当祭日，“长辫子”都会端着祭品到知青屋里烧香，在蒙尘的昏暗中，这个娇小的女人正在闭眼合十，像是祷告着一段已逝的情缘。睁开眼睛，又将一把线香扎进早已风化了的泥砖缝里，然后独自静立在尘土飞扬的昏暗中。
一间急就而成的泥砖知青屋，却装满了一个女人的命。
母亲与南洋
在我成长的过程中，始终有一个谜团不能打开，越发引起我探究下去的兴趣。母亲是个南洋归侨，有过接受师范教育，并以翻译的身份，准备随军到国外的经历。可不知为什么却嫁给了我的父亲——一个只有小学学历，刚从海南岛的榆林军港复员回来的志愿军战士。
母亲出生在越南，应是南越的西贡。母亲的记忆，还有西人街。
外祖在越南谋生，据说有一段时间还算富足，外祖留下的图章是象牙的。动荡的越南，他们一家几度迁移，后来在河内。
外祖生育很多，据说有七、八个。母亲第五，第六是舅舅，七与八，送了人，有一个妹妹死了，母亲曾有一次请神，请她下凡，她告诉姐姐，自已在天上绣花。
母亲在河内读中学，叫中华中学。几个大哥已自立了门户，长兄娶越南人，四兄娶的是上海人。后来，在河内生活的生活开始潦倒了。
从越南回来后，母亲在大陆继续读中学，后来考上了师范，但没读几个月，就做了逃兵，做了织女，因为那时她父母已老，下有弱弟，她在负担起弟弟的生活，在她的供养下，舅舅才有能力踏上了大学之门。
舅舅会说流利的越语，十多年前，与越南亲戚联系上了，他们回来，舅舅与之言语相通。
问他，为什么我妈妈不会越南文？舅舅也很惊奇，他说，应是会的。小时，父亲也说过，母亲是会说的。就连外婆，也偶然能说出些越文来。可我没听母亲说过一句。即便近年在越南的亲友们回来，她已完全失去了这越文功能。但在她年轻时誊抄的歌本中，有不少是越文歌，一些是同学所抄，一些是母亲之笔。
歌曲有些是抄自河内，有些是抄自做了织女之后，白天织布，晚上还有这样的情怀。她曾提起过一些往事，如在越南所住的地方，但每当我们说带她回去走走，她总是摇头。
儿时很爱听归侨舅舅讲流传在东南亚一带的故事，特别喜欢听那个关于巨人的传说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民族，倍受殖民者的欺凌，不堪忍受的人们团结起来，密谋打碎殖民枷锁，他们坚信巨人有足够的颠覆力量。于是，他们就在村子里挑选一个最具巨人潜质的孩子，把所有的粮食都集中起来，全供应给他吃。那个孩子不停地吃，一觉醒来，就疯长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，用铁拳粉碎了蠕虫般细小的侵略者。
深秋的季节，我喜欢重回珠三角水乡游玩。漫步在水乡仄仄的石板桥上，坐进水乡“更楼市”墟头那充盈着新鲜水草味的临河水寮里，点上一盘熟悉的油爆香葱螺蛳肉。单凭这水乡螺蛳肉的留香，就足够钩起我对外婆那远去的忆记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外婆永远都属于水乡的，因为水乡才是外婆真正的“根”。
外婆原来是出生在南洋的华裔，就是嫁给了“根”在珠三角水乡的外公，且在老年时义无返顾的随丈夫回来寻“根”，才真正扎根在这河网交错的珠三角水乡里。小时侯，外婆常对我说起刚回国时的那一幕：邻居大婶端过来一碗油爆香葱螺蛳肉，那渗入肺腑的香味就是“家”的感觉。水乡有捞不尽的螺蛳，吃不完的螺蛳肉，不管是什么年月，螺蛳肉都实实在在地养育着水乡人。把螺蛳倒进锅里用水煮，挑出蜷曲的肉来，用手掐去黑色的“尾巴”，再拌上香葱、鱼油回锅爆香——这就是生活的香味。螺蛳肉的甜香一下子就留住了外婆那漂泊半生的心。
那个在南洋创业大半辈子、积劳成疾的外公，回国不久就先外婆而去了，到现在我也只是靠镶进镜框里的炭画相，才获得对他的一些间接印象。但听妈妈说过在外公出殡时，外婆炒了一盘喷香的螺蛳肉敬献在丈夫的新坟前。以后每次的家祭，都少不了在狭长的厅堂里充盈着螺蛳肉那熟悉的香味。螺蛳肉的留香维系了相思，寄托着外婆的衷情。
外婆对螺蛳肉的清洗和烹饪，真的到了精细的程度：螺蛳肉都是金黄喷香有弹性的，而且绝对吃不出沙粒的感觉。也实在的是，在外婆孤独的晚景中，螺蛳肉已成了她全部的精神内容。
一间小屋，屋后用青砖墙围着一个小后院，院里遍栽花草，这本是归国华侨的典型居所。漂泊半生后回乡栽花种草，闲居度日，这也是华侨们的梦想。但在那个动荡的年月，当拆墙砸盆的暴声混杂着“死南洋婆”的骂声撞进外婆的耳鼓时，外婆也只是默默地在挑拣着她的螺蛳肉。落实政策的时候，工作人员问她还有什么受委屈的地方，外婆也只是默默地在翻炒着她的螺蛳肉。原来生活的委屈是那么的容易装载，只需一碟小小的螺蛳肉就够了。
在外婆的村子里，住的都是华侨家属，几乎都是在家里的女人，终身守侯着漂泊到南洋谋生男人的归来。在外婆的对门，阿全婆的故事就演绎了一辈子：
每当芒果花开的季节，就会看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太婆，站在村口水埠头的青石墩上，手里挥舞着一束芒果花，眺望着滔滔东去的大江，喊出柔情的老腔——“阿全，回家啦！回来哟！”从日出喊到日落，把清音喊成哑声。
就是在那个掺和着水草甜香的芒果花开季节，阿全嫂头罩红盖头，坐着蛋家艇，嫁到了临江的阿全家。鞭炮声起，海碗磕碰，新人被迎进了洞房。新房里红烛高照，新人踏板坐床心儿鹿撞：新郎是怎样子的呢？待会儿掀开红盖头时会是怎么一个情形呢？
“阿全，开船啦！走喽！”一阵嘈杂声后，堂屋外一切回复寂静。
在那个时代，远走南洋是水乡后生的唯一出路，远洋的船期不待人，说走就要立刻走。自己扯下红盖头的阿全嫂疾步跑到水埠头，攀下一枝芒果花，踮脚远眺变成黑点的航船。以后的日子，只能在奉养“安人”（婆婆）、侍弄渔桑中度过了。阿全是独子，只有娶进媳妇照顾好母亲后，他才能安心地去远涉重洋。
水乡农家每天重复着一样的生活，晚上只在高高的神龛里点上一盏豆亮的灯，男女老少都习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。阿全嫂躺在宁式床上，眼望着牙黄色的蚊帐顶，时常在睡梦中回味着阿全的声音，猜想着丈夫的容貌。每天清晨，水乡里巷光滑的青石板上，总能叩响阿全嫂早起挑水的足音，腰肢曼妙，发髻如云。
可能是台风惹的祸，也许是拍岸的浪花作的孽。水埠头边上的那棵芒果树树干斜卧水面，枝叶低垂轻拂江水，西水（从西边流下的洪水）下来时，芒果树的树叉挂满了浮柴苇枝，远望去就像一个大鸟巢，侧面看过去还像一艘蓬头垢面的木船停靠在岸边。阿全嫂每天到水埠头边刷洗时，总要靠在歪斜的芒果树上痴痴地看着、想着，到最后只能叹息一声，一步一歇的拾级上堤离去。
“安人”仙逝，阿全嫂也慢慢变成了阿全婆。每到芒果花开的季节，阿全婆常到芒果树下，踞石舞花深情地面向着大江喊：“阿全，回家啦！回来哟！”喊，不停地在喊，舒服了，才回去。她一边往回走，还惘然地拍着手自语：“哈！靠岸了，船靠岸啦！”干瘦的手指揉碎了一树的芒果花——浅绿泛黄。
堤围将增高、加厚，歪斜的芒果树因阻碍行洪要砍掉。砍树的时候花还没来得及开。到芒果花应该开的季节，阿全婆望着没树的石堤岸，挥舞着空拳痴痴地说：“船开喽！走啦！”
“阿全，回家啦！你怎么又走了呀！” 水乡里巷光滑的青石板上，瘸拐着个疯癫老婆子，在沿街哭着、喊着。干瘪的嘴唇在蠕动着……
浅绿泛黄的芒果花开得是那么的盛，却又那样的悲，使我不敢攀下最小的一枝，怕伤口里会流出血来。
在那个年月，珠三角的水乡里，远走南洋是后生们的唯一出路。家里慈母日夜盼望着游子的归来，希望有了“家”的牵挂，可以“扯”回孩儿的魂。而远隔重洋艰苦创业的赤子啊，又何尝不时刻惦挂着家中的老母孤苦无依呢？于是，古老的水乡就有了童养媳。到了应该成婚的年龄，还没等到丈夫的回来，也只能抱着一只在脖子上扎了条红带子的大公鸡，代替素未谋面的丈夫，在硕大的红烛下拜了花堂。从始，花样的年华只能对着孤枕空房，白天辛苦劳作后，晚上陪伴着她的只有那喔喔叫的公鸡丈夫。到老朽了，才博得个“贞洁”的称号。无论相隔多么遥远，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的泪水总是能够相混在一起的。
每年清明前后，外婆的家乡都有开得热烈的禾雀花——一种有雀头、雀翅膀、雀尾巴，外型酷像禾花雀的花卉。抬头仰望棚架上的禾雀花，一大串、一大串像串起几十只的禾雀花，略显粉红的底色看上去像吊烤的乳鸽。友人们都纷纷赞叹造物主的异想天开，能把动物的外型和植物糅合起来。突然，眼角边浮光掠影的一闪，低头一看，地面上赫然伏着一只禾花雀，有雀头、雀翅膀、雀尾巴，好象正伏在地面上啄食，那种专心致志，那种旁若无人，真令人砰然心跳，更令我的眼前浮现出阿全婆的眼神。
俗语说：“年老了就胆小。”考虑死的和来生的事就多了，外婆也不例外。在去世前二十年，外婆不顾反对，用“私房钱”给自己量身订造了一副“长生” ，也等于给自己营造了一座“长生殿” 。
“长生殿”是用上好的木料造的，大得近乎夸张的“莲花头”（棺材头）向外绽放，上面用金粉写上一个变了形的大“寿”字。棺材就寄放在村边宗祠，红通通的，乍一看上去还是挺吓人的。
水乡的开阔地不多，宗祠就坐落在村边的开阔地上，到宗祠去还要走一大段的狭窄塘基路，路很不好走。
但在二十年来，只要是不下雨，外婆每天都要颤颤危危地走过这一大段的狭窄塘基路，到“长生殿”坐上好一阵子，深情地看着自己的“长生殿” 。看到有鸟雀拉屎在上面，她就细心地用衣袖拂拭干净，嘴里还唠叨个不完，然后就心满意足地坐在门口的石板旁晒太阳。
每年，外婆都要挑选一个“黄道吉日”请个人来翻新她的“长生殿” 。每次，外婆都要坐在旁边，静穆注视整个翻新过程，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
年纪大了，外婆的记性也差了，村里的年轻人喜欢跟她开玩笑，问她“吃了饭没有？”他总是答不上来。但问到她的“长生殿”漆了几次，她都会准确地说出来。当别人赞美她的“长生殿”时，她的脸上就会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外婆经常幻想自己死后入殓的情景：穿上整洁的寿衣，躺在舒适的“长生殿”里，乒乒乓地钉上马口钉，儿子身穿“孝子服”手握招魂幡在前面走，四个抬灵壮汉一口气地往山上跑，后面紧跟着一长串的亲朋戚友……
但在外婆弥留的时候，叨念着的不是她的“长生”，而是要吃上一碗油爆香葱螺蛳肉。可螺蛳肉却成了她的祭品。水乡螺蛳肉的甜香，永远地留住了外婆。
西江如玉带般缠绕而过外婆的家，由于有大文豪苏东坡泊岸垂钓的轶事，留下“钓石”一块和“东坡亭”作为纪念，历来驻江凭吊者颇多。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亭子后面的小山上出现了一间小庙，供奉的大概是某朝某代的某位官员，可也终日香客盈门，烟火不断。也不知是哪个立的规矩，进庙烧香还愿后，还要到江边的“钓石”上放生鱼虾等水族。逐渐地，“东坡亭”下的慈善放生，竟也成了水乡的“卖点”。
每次回水乡探望舅舅，我们都买些鲤鱼什么的，也到“钓石”上去放生。到江边放生的人多，鱼的种类自然也多了，不但有最常见的鲤鱼和鲫鱼，还有鼓着眼泡的金鱼与披上斑斓衣裳的锦鲤。家境宽裕的人家，偶然还带来甲鱼、老龟等，让它们回归大自然。
每次到江边看放生，觉得都很精彩。可能是“钓石”旁边有一个洄水湾的缘故吧，那些回复自由身的水族们竟不愿离去，还在碎岩破石间久久徘徊，甚至挤往浅水区内追逐嬉闹。调皮的小孩抓上一把细沙，蹲在岩边往水里撒，然后拍着手在大声嚷叫：“鱼儿、鱼儿快快游！” 看到往浅水区内挤兑的鱼儿实在是太多了，总会有人在岸上放起鞭炮来，说是要送已经许下的弘愿一程。
母亲老了，却越来越像外婆，因为她继承了外婆那种勤俭持家和凡事都牵肠挂肚的性格。母亲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随在南洋漂泊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回国，自己虽然从此结束了漂萍不定的生活，但还有三个哥哥在海外艰苦创业，一根亲情线就这样越过重洋，几十年来无时无刻地牵扯着母亲那敏感的心。
母亲常对我们说，天下最苦的莫过于旅居海外的华侨，他们是真正的东方吉卜赛人，为了自我保护，承传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，他们自觉地组织起华人社区，创办中文学校。他们从最脏最苦的活干起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，才积累起微薄的财产。但还是整天担惊受怕，做好了随时当牺牲品，立刻又去流浪的思想准备。因为历史以来，旅居东南亚的华侨，虽然是属于弱势群体，但不得不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，几乎每一次的政局动荡和意识形态争锋，都会掀起一轮排华热潮，迫使华侨把辛苦积攒的家业贱卖，扶老携幼的到处去寻找逃出生天的希望。母亲之所以要随父母回国，也是受这样的政治“高气压”的影响而成行的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那次排华热潮，给母亲造成的心灵伤痛最大。因为她四哥一家乘木船逃难，生死不明。哥哥和他们家庭的命运会怎么样呢？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，成了母亲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心结。不停的写信追问，想尽办法去打听，还亲自到各个华侨农场寻找。常常半夜惊醒泪流不止，说哥哥又托梦过来了，他正在某个难民营受苦。在那个艰难的时期，母亲养成了烧香祷告的习惯。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，让疲惫的心灵能安歇一下也好。
在母亲誊抄的歌本中，还有她四哥在越南的地址，可现在已天人相隔了，排华时，四舅舅一家子租了船逃往香港，在海上，遇到海盗，抢了所有东西，还把船炸沉了。事发十多年后，我们才知这件事。据说，海盗，其实是军方的人。
如今，母亲已经退休在家，旅居海外的三个哥哥也找回了两个，虽然不能说是大团圆，但也可以说是有了安慰。她也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很关心国际的动态，特别是华侨在国外的生活情况。每每能看到唐人街的香火鼎盛，她都会颔首不已。但如果知道国家的领事馆被炸，华人劳工让无情的潮汐卷走，中国的留学生受枪杀，国家的岛屿和海域遭亵渎，华裔科学家被无理扣押时，母亲都会愤愤不平，辗转不能成寐。
近来，在电视里看到我国威武的海军舰艇编队访问香港，12000张门票被香港市民抢购一空，有能力派遣先进的导弹驱逐舰远赴亚丁湾担任海上护航任务时，母亲感到非常的兴奋，说只要祖国强大起来了，海外华人得以安居乐业，不再为失去亲人而伤心的心愿才能实现。
父亲和母亲的小洋房
父亲和母亲在村里建了一幢两层的小洋房，里面的家具齐全，而且在院子里种上了荔枝、龙眼、银杏、番石榴和桑葚等果木，栽了各种的玫瑰花、姜花和百合花等美丽的花卉，还铺上绿茵茵的台湾草。我的儿子喜欢在花丛中穿梭嬉戏，可开心啦！而父亲就喜欢侍弄他的花草树木，母亲也忙着在打扫卫生。父亲和母亲有个约定：如果没有什么特殊，每个星期天早上，都要从城里出发，告别烦人的喧哗，投进家乡那条宁静小山村的怀抱。家乡的山是那样的绿，家乡的水是那样的清澈见底，家乡的空气是那样的新鲜，深深地吸上一口，浑身都感到清凉的。
从城里到乡下的路程并不远，开摩托车不一会儿就到了。可听母亲说，如果是在过去，就是一年也不想回去几趟。母亲是个华侨，在国外出生、长大，过惯了城里的生活。刚嫁给父亲的时候，要回乡省亲，就感到有一千个不方便和不愿意。回乡的路途都是沙土路，风一刮就尘土飞扬，连眼睛也睁不开；雨一下到处都是泥泞，没走上几步，脚上穿的新皮鞋就变成两个大泥坨子，再好的鞋子也经不住“走泥丸”的折腾。
回到家乡里也没有一间象样的房子住，那间所谓的“祖屋”不过是土改时分配到的半间泥墙瓦房，只是门口和正面的墙体用水磨青砖精砌，屋檐下还塑上一些梅花、喜鹊之类的灰雕——这就是过去岭南的特色建筑之一“金包玉”，注重的只是门面。老屋的客厅和“天井” 是与别人共用，被烟火薰烤的檩子、瓦片和泥墙都是乌黑的一片。众多的堂哥、堂姐们就挤在这间一房半厅的“祖屋”里。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“回乡”这差事哪有不苦？
父亲从部队里退伍回来，在乡下只住了很短的时间就跑到城里去了。他的急于离开，与当时生产队劳作的辛苦是有关系的。听村里的长辈们说，当时汗一身水一身的父亲，望着层层的梯田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难呀！”不久，他就重新背起了行囊，离开了家乡，以至于在乡村留下了“阿难”这个雅号。以后我们回到乡村，有时碰到一些长辈，就会打趣地问：“‘阿难’回来了吗？”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。
父亲怎么跑，心也无法跑出乡村；母亲怎么跑，心也无法忘记南洋。一个跟故乡脱不了关系的男人，与一个心里总牵挂着海外的女人，他们的结合其实就是新中国六十年历程的缩影：父亲为保家为国而当上了志愿军战士，母亲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而燃点了希望，踏上了归国搞建设的路，他们的结合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父亲与母亲牵手走过的六十年历程，不就是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吗？
愿父母长寿，也祝祖国安康！
（任锵文：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邮编：528500 电话 18927291281） |
